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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草导演碎片拼接式的剪辑思维不断压缩人物表现时间，形成丰富的人物情绪，以凶手的出场为例，他戴着防毒面具在一个谷仓里混合着肥料和硝酸盐，将自制炸弹放置于货车，准备警服、装枪的过程沉稳老练，接着镜头又拉到一群青年乘船抵达于特岛，维尔贾尔自豪宣讲家乡由多元文化构成，在营地与难民之女相互微笑，这样调动紧张情绪的处理手法不仅审视了凶手仇恨性的世界观，也将叙事引向更大的政治格局，一面是受害者手臂残疾、右眼失明的康复过程到艰难出庭的个人体验，一面则是保障人权的法治与民愤高涨、仇恨移民极右间的碰撞，繁复的议题和视角转换表达得相当温和，但影片依然摆脱不了悲剧笼罩下人文关怀胜利的白左精神，多条人物线汇集的法庭戏高朝沦为平淡、没有引爆话语对质的情绪炸弹，事件模糊分裂人物扁平，用宏大的格局体现肤浅的人文关怀.
如果说上部停留在对疾病本身的探讨和阐释，下部便以宗教为注脚，上帝与爱人的类比成为疾病的一体两面（上帝抛弃天使和人类，爱人抛弃疾病和爱情，皆隐含末日意味），疾病的意义空间向“意义”本身扩张，宗教的先进（倡导死亡）与保守（提倡没有死亡的世界）并存，爱情的嗅觉（身体分子化）与味觉（皮肤液体化）并存.
从爱情谈及宗教（或曰反之），天使成为传播中介，千禧年后的混沌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契机，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人类关系（个体/群体）的修复，当作为先知的凡人将私爱升华至博爱，选择尘世疾病和痛苦，选择成为“感受”的载体，选择成为“世界公民”，宗教学（或被戏谑地称为天使学）意义对人类来说还剩下多少——或许比“上帝已死”的论断更觉残冷，但是“疾病带走了我们很多人，但不是全部.
世界只会向前发展，我们都将成为公民.
”
“如果生命不可逆，我愿用最后的勇气去换得对你所有的记忆”，影片讲述了郑先生患有阿兹海默症，为了缓解自己对去世太太的逐渐遗忘，郑先生决定在所有记忆消逝前重新踏上年轻时最怀念的那一段环岛之旅.
途中郑先生遇到了一名年轻女孩，相似的心情和交集的旅程让两人在机缘巧合下开始结伴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