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说这电影立场完全偏西方，这是不公的.
从足球队长的诈死煽动到库尔特的主席老爸一句一句详解匈牙利事变中其他残酷细节可知，主创方并没有经验—信念的完全偏袒，从对以上真相的曲折又模糊的描述，导演传递出了一方可供反思的角落. 而事实上西德或西方形象的存在，只是作为一个代替希望的象征符号出现. 本片真正临摹的恐怖，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一种全景式的权力控制技术，一种递进威胁的专政之能. 法西斯这种类反派，一直长存在那个世代东西德乃至东西方对官方之敌的宣传里，以至于本片在不那么严苛的生活环境中无意渲染两大主义的优劣与否，而以东德为例点出了专制之恶. 以片中库尔特的口中多次“我信仰社会主义”来看，在没有太多讽刺效果的立场上深思，导演只是在控诉一场荒诞的官僚制度的危害又另一方面在怀念机会均等的制度之美6/10. 镜头完全放在伊莎贝尔与情人们的对话和随之而来的沉默上，因此仅能靠对话文本分析影片，伊莎贝尔在不同阶级、职业、国籍的伴侣中寻找激情，经历了众多没有聆听者的爱情后，在与灵媒的对话中找到心灵暖阳. 她像是被许多追求者的镣铐套着，婉拒了在鱼铺遇见的频频示好的男子，银行随意抚摸她身体、不请自来上门送花，而前夫总要保管房子的钥匙，这象征狭隘闭塞的男性世界入侵她身为艺术家的私人领域. 包括送她回家、坐在沙发上不知道说什么的戏剧演员，伊莎贝尔的内心世界无人聆听，只能在和银行家分手后躺在床上哭诉，或是陪闺蜜吃饭后地铁里自言自语时，背景的孩童吵闹和门铃转场声象征打破孤独的不如意，这位包法利夫人发现她对幸福的理想是虚幻的，于是出现了前夫轿车里女儿对她投来眼神，她袒露理想的内心受到眼神质疑，这是部悲剧内核的喜剧.
影片改编自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讲述农家女孩贾格娜尽管深爱着儿子安特克，但还是被迫嫁给了年长的富农博瑞纳，后来贾格娜成为村民羡慕嫉妒恨的对象，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奋斗. 故事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波兰乡村，故事的戏剧性转折与季节的变化、田间的辛勤劳作和当地的传统节日相联系. 多洛塔·科别拉执导，灵感来自19世纪流行的现实主义和前印象派绘画，将采用超过60位画家的手绘技术，完成电影的79000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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