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　这构成了你的汉语文化诗学的三个命题：作为个体的人——是“生命／文化”的语言转换；作为历史的人——是“复写／改写”的语言传统；作为世界的人——是在语言相遇的“聆听／回答”中重新发现自己语言的生命力。我总算在今天的新儒家—新国学与现代—后现代的两种话语之外，听到了第三种话语。
任洪渊词典
个体的人　“生命／文化”的语言转换
历史的人　“复写／改写”的语言传统
世界的人　“聆听／回答”中重新发现自己语言的生命力
汉语文化诗学的三个命题
任　但是它不是两声之间最“调和”的、最能与二声“共鸣”的第三声。它是异声。是对立二项式产生的不等的第三项，二项对立的张力就是第三项的势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新儒家—新国学与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对峙，哪有我的话语空间？其实我们的儒学或者更广义的国学，一直在“新”。孔孟的儒之后，经典时期，有融会了“道”的汉儒的新，有融会了“禅”的宋明理学心学的新。到旁落年代，现代新儒家从西方哲学中借来的种种新形式，都不过是对文化侵略的抵抗甚至顽抗罢了。现在，当越来越多的西方眼睛在远望东方的时候，有人错把他人的生机看作危机——于是有重温“汉语世纪”的旧梦的当代新儒家。不错，西方在发现东方。但是，我要问新儒家的“新”：为什么是庞德的英语发现了汉语的“意象”，是艾森斯坦的俄语发现了汉语的“蒙太奇”，是布莱希特的德语发现了汉语的“间离”，是阿波利奈尔的法语发现了汉语超现实的“回文”与“图像”……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们？照此，儒家尽管一代又一代新下去，却永远不可能有对中华文化一次又一次的新发现，他们最多也不过在西方的第一次发现之后再赶来作第二次“新”发现而已。这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