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所发表的概括性或通论性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16]，何炳松《中国史学之发展》[17]，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18]，罗香林《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19]，朱子方《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20]等。这些文章，或概说中国史学之一般印象，或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其中，论述比较简略的是何炳松文，它把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自孔子至荀悦，荀悦以下至北宋末年，南宋至现代。[21]此文行文过于简略，其论点未能充分展开，而其着重点又放在论述浙东史学及其影响方面。论述比较详尽的是周谷城文，它分别讨论了六个问题：历史与史学之别，起于实用的记录，道德文学与史书，由史书进到史学，史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中的新史学。此文的目的是试图揭示史学进化的历史过程。它最后落脚到“创造中的新史学”，认为要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新史学”，应在“确认史学的对象”、“稳定史学的地位”、“改进史学的方法”等几方面着力。[22]这是一篇有特色的、现实感很强的论文。
其一，作者开宗明义，阐述“历史与史学之别”，他写道：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我们今日治史，对于历史与史学所涉两个不同的范围，务必分划清楚，否则治史的目标最易流于歧误或暧昧不明。[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