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化复兴的需要。隋唐政治一统，经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也自然要提上议事日程。早在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就提出：“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37]唐太宗时期，“大阐文教”是其基本政策之一。贞观二年（628年），任命魏征为秘书监，整理国家图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38]。贞观四年（630年）又组织学者们整理“五经”。显然，整理前代史料，官修“正史”，是当时文化复兴工作中最为紧迫的大事。
二、“六书”的特点与价值
所谓“六书”，即指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新修《晋书》。关于“六书”的成书经过，已见前述，这里主要分别介绍它们的特点与价值。
《梁书》56卷：本纪6卷、列传50卷；《陈书》36卷：本纪6卷，列传30卷。作者均题姚思廉（557—637年）。姚氏本为江南吴兴人，其父姚察仕陈为吏部尚书，陈亡入隋，移居关中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梁、陈二史的撰修，是姚察的未竟之业，贞观三年诏令魏征与姚思廉同撰二史，但魏征只是“裁其总论”而已，“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