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里就看到这种例子。法列克斯·韦尔，工程师哀斯白闲，少校夏勃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的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韦尔先生和少校有许多地方可以意见相投。那个埋头书本，终年在思想中过生活的韦尔先生，原来对军事问题兴趣非常浓厚：这种古怪的情形在一般思想家是常有的。书生本色的老人崇拜着拿破仑，把凡是能令人回想到帝政时代那首史诗的纪念物和书籍，都搜罗在家里。韦尔像同时代的多少人一样，被那颗煊赫的太阳的遥远的光芒照得眼花了。他一一追溯当年的战役，把它们重新排演一番，研究行军的步骤；他是学士院与大学里的那一派室内战略家，不是解释奥斯丹列玆一仗，便是纠正滑铁卢一役的错误。对于这种拿破仑迷，他第一个会诙谑百出的取笑；可是他仍不免为这些美妙的故事入迷，好比玩着游戏的小孩子。有些轶事甚至会使他流眼泪：他一发觉自己这样的动感情，便笑弯了腰，把自己叫作蠢老儿。其实，他的迷拿破仑并非为了爱国，乃是为了爱好奇妙的故事，爱好空中楼阁的活动。他的确是个爱国分子，比许多纯血种的法国人更爱法国。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常常猜疑定居法国的犹太人，打击他们对法国的感情：这种行为简直愚蠢透了。一个家庭过了两三代以后，必然爱它居住的乡土；而犹太人除此以外还有特殊的理由，爱好这个在西方代表思想最前进最自由的民族。因为他们近百年来就在帮助这个民族往那个方向走，而所谓自由，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成绩。所以看到什么封建势力威胁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保卫它。破坏归化法国的民族与法国之间的感情，——有一群该死的疯子就希望这样，——等于帮助自己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