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时间有限和对德国的政治气氛深感失望，陶行知在德国期间还是抓紧机会尽可能多地了解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我们回想起他在早期的文章中对普鲁士国王“大风烈铁骑帝”（亦称：腓特烈大帝）的仰慕，那么，他唯一的一次柏林之外的游览，即参观位于波茨坦的洛可可风格皇宫无忧宫，就绝非偶然。
陶行知在笔记本中亲笔记下了“第三帝国”三个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家：恩斯特·克里克、爱德华·斯普朗格和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及其主要著作（参见前页），对此须特别加以注释。
恩斯特·克里克（1882～1947），自1934年起担任海德堡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并且由政府任命担任该校校长数年，属于纳粹教育理论关键的代表人物。与改革教育家要求放手个体自主自决和自我发展相反，他按照所谓“整体哲学”奉行“客观/客体教育学”。克里克认为，教育“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发挥精神的基本作用”，是一种民族—政治群体具有的功能。教育是“管教”，使个人完全顺应民族群体和文化。因而，“民族—政治整体”就意味着必须消除和剥离任何个性。所以他把纳粹的口号“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也当作了教育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