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与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所作的互文性解读，至少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文本内在的差异及异质性并不一定是灾难，相反，它可能为文本打开新的、无穷无尽的意义源泉，为对文本的新的阐释提供诸多维度的可能。
第二，致力于构造完整的体系可能已不合时宜，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中，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势，可能产生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版本都是值得考虑的，而且并不存在纯粹的“原版”或者说“底版”。由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就不再有存身之地。
第三，毫无疑问，我们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前提下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但是，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并非确定不变的东西，并非一经发现便可无限期地运用的东西，我们应随着时代的变换，不断地体认马克思“文本”的时代精神。正如瑞安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所说：“历史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名称，永远向发展新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敞开着。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那么，它便是一门历史科学。从它公理确立的那一刻起便开放自身，从而在历史运动中发展自身；它的公理总是即时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变化、修正和发展的领域，它的目的是开放。”[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