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孔子虽无“制礼作乐”的事功，但其生于礼崩乐坏(“先王之道”废坏)之时，以整理传播“先王之道”为己任，使先王之道存于后世，故孔子亦是圣人。对此，徂徕言道：“古圣人之道藉孔子以传焉，使无孔子，则道之亡久矣。千岁之下，道终不属诸先王，而属诸孔子，则我亦见其贤于尧舜也已。盖孔子之前，无孔子，孔子之后，无孔子……”(荻生徂徕《辨名》)又言道：“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孔子平生欲为东周，其教育弟子，使各成其材，将以用之也，及其终不得位，而修六经以传之，六经即先王之道也。”(荻生徂徕《辨道》)关键的是，徂徕在其思想体系中，反复强调“先王之道，思孟而后，降为儒家者流”,言外之意，孔子之道异于儒家之道。徂徕将孔子与儒学的关系斩断，对中国儒学解构是最为致命的一击。如前所述，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与其对儒学的贡献有重要的关联。然在徂徕的视阈内， 《论语》一书中，并无儒家、儒学的字样，仅有“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句，而儒家的出现却是“百家争衡”的结果。其中，子思、孟子等人为捍卫孔子之道而与老子之徒对抗，故作《中庸》《孟子》等书特言：“率性之谓道。”以证明孔子之道“非伪”,最终提出“诚”说。因此，徂徕言道：“思孟而后，儒家者流立焉，乃以尊师道为务，妄意圣人可学而至矣。己为圣人，则举而措诸天下，天下自然治矣，是老庄内圣外王之说，轻外而归重于内，大非先王孔子之旧也，故儒者处焉不能教育弟子以成其材，出焉不能铸国家以成其俗，所以不能免于有体无用之诮者，亦其所为道者有差故也。”(荻生徂徕《辨道》)也就是说，只有尧舜等七人再加孔子可称为“圣人”,是故，“圣人”是不可学而成之，自孟子至宋儒多强调“人人可学为圣人”的说法，完全是谬论，曲解了圣人之道。同时，徂徕还新解了《论语》的核心“仁”字，认为：“仁以爱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尽于仁乎?且孔子所谓爱人者，谓为民父母也，苟非安民，乌足以为民父母乎?”(荻生徂徕《辨名》)很明显，徂徕的新解暗示出孔子的“仁”说是在为执政者阐述“爱民”之道，也是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孔子之道不离安天下之道，徂徕在“事功”层面赋予了孔子圣人地位的新解。因而，徂徕解“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时也会凸显出君子儒的“治国安民”:“儒字见周礼，乃有文学者之称，子夏长于文学，孔子欲其所学施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于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谓出谋发虑，使其国治民安也，小人之事者，谓徒务笼豆之末，以供有司之役也，战国时百家并起，儒墨争衡，而后荀子始以尧舜禹汤文武为大儒，古所无也。”(荻生徂徕《论语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