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姜维的穷兵黩武,很多人是不满的。
时任蜀国中散大夫的谯周写了一篇《仇国论》,分析弱国能战胜强国的原因与策略,实际上是批评姜维的军事冒险主义。在这篇论文中,谯周分析当时局势,说“我与彼皆传国易世矣”“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魏刚取缔汉室,大家骂曹氏为逆贼,几十年过去了,谁还记得大汉帝国,谁还记得汉献帝?诸葛亮“光复汉室”的口号,在姜维这个年代已经失去号召力了。
那么,作为弱国的蜀汉要如何对付强大得多的曹魏呢?谯周提出几个看法:其一,要有忧患意识。“有忧者常思善”“思善则生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其二,要注重百姓生计。“民之疲劳则骚乱之兆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征伐不休只会导致国家土崩瓦解。这是批评姜维频年用兵、劳民伤财。谯周以商汤、周武之故事,认为“智者不以小利移目”,应该“时可而后动”“不再战而克”,要么不打,一打就要制敌于死命,像姜维这样年年出兵,搞得全国军民都疲劳不堪,国家肯定撑不下去。
这些话对姜维没有任何作用。姜维与诸葛亮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国家本就弱小,不进则退,不积极进取只能走向覆没。然而,姜维与诸葛亮一样,用兵乏善可陈,不具备韩信那种诡计多端、变化莫测的风格。魏国的动荡给了姜维很多次机会,可惜他一次也未能把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