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法律的行动也在悄然进行。1937年，德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即使在家庭内部，或者在私人间发誓保密的情况下发生的批评政府的行为，也是可以起诉的。公民只有在保证不被人偷听的自言自语中，以及在肯定不会被其他人看到的日记中，才能表达不满之情。欧战爆发后，后一保留条款也被取消。
从总体上看，纳粹党控制司法系统的效果不如其他领域。1933年后法官队伍更换的速度，比其他部门慢得多，直到1939年，还有约2/3的法官是希特勒执政前任命的。律师队伍更换的比例更低。新《文职人员法》达到了控制文职人员的目的，但无力迅速更换法官。在希特勒执政初期，部分律师甚至认为德国仍然是一个法制国家，在推行法治方面比魏玛共和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保证了领袖们的每一个意图都以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满足了民众对法制保障的心理需求”。连“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盟”都没有成为纳粹当局的驯服工具，反而经常要求保持司法的独立性。作为司法行政最高机构的全国司法部，一直掌握在非纳粹党人弗兰茨·居特纳手中，而他的助理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anyi，1902—1945）竟是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中坚人物。“长刀之夜”事件发生后，居特纳虽然对希特勒表示支持，但公开要求此后能以正常的法律程序处理此类事件。他还反对希特勒对案件审判工作的干预，尤其不愿把法院判决后的犯人移交给盖世太保或其他警察部门。1935年，霍恩施泰因集中营（KZHohnstein）的数名纳粹官员因残酷虐待囚禁者，曾被法院判刑，最后只能由希特勒出面将他们赦免。由于当局的意愿不能在每次审判中得到贯彻，以至于纳粹报刊，尤其是党卫队机关报《黑色军团报》（Das Schwarze Korps），在1938—1939年曾大肆攻击司法系统和法院对某些案件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