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也明白，这种观点要求他拒斥我们某些根深蒂固的道德确信；我们肯定认为，自卫杀人或行刑者杀人在道德上并不为过。康德想说，按照这一观点，我们的道德确信也是错误的。我们能挽救这些道德确信么？惟一可选择的——说按原则行动不要求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破例——看来同样也站不住脚。
因而毫不奇怪，许多哲学家都摒弃了康德的（及常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是它具有与道德原则或道德规则相一致的性质。于是，义务论者主张，正当性是一种可以在一个行为中“看到”或“直觉到”的单一性质，而功利主义者则认为，正当性是一种复合性质，是行为之提高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倾向性。但是，众所周知，这些解释并不可信，且导致诸多困难。
然而，整个问题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一种混乱，“对一个规则破例”这一说法，与“有例外的规则”这一说法之间的混乱。这个混乱一旦清除，我们就可以明白，康德这样说是对的：按原则行动指的是不为了任何人的利益而破例，但人们不能说，因而所有道德规则都必须是绝对毫无例外的。
“禁止在城里停车”有许多公认的例外，这些例外是这一规则自身的一部分，例如，“在正式停车区停车除外”，“在停车线上停车除外”，“在星期六早上及每天下午8点钟以后停车除外”。一个人不懂得这些例外，他就不完全懂得这一停车规则，因为这些例外更准确地限定了它的适用范围。警察没有控告一位把车停在停车线上的开车者，这不是警察豁免开车者（为了开车者的利益而破例）。相反，他是在正确地执行这一规则。如果说他没有对开车者执行禁止停车的规则，他会在它没有得到执行的地方执行它，因为这是那些公认的例外之一，这些公认的例外是这一规则的一部分。相反，一位开车者在某繁忙的一天的上下班高峰期，把车停在禁停区内，警察却没有控告他，那就是在为了这位开车者的利益而破例。如果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个人是他的朋友，他就是非法豁免他的朋友。如果他这样做是因为开车者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是请来料理一位躺在人行道上昏迷不醒的人的，那么他的豁免就是一件“应得情形”，他合法地豁免了例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