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个律师到监狱里来看我。他矮小圆胖，十分年轻，头发细心地梳理过，贴在头上。尽管天气炎热（我穿着长袖衬衣），他却穿着深色衣服，领子笔挺，宽条纹的黑白色领带十分怪异。他把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放在我的床上，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对我说，他研究了我的案卷。我的案子很棘手，但他并不怀疑会胜诉，只要我相信他。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他对我说：“那我们就直奔主题吧！”
他坐在我的床上，对我解释说，他们调查了我的私生活，知道我母亲最近在养老院去世。他们去马伦戈调查过。预审法官已经得知母亲下葬那天“我似乎无动于衷”。“您知道，”律师对我说，“这样问您，我有些尴尬，但这很重要。假如我无言以对，那将成为他们指控您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希望我能协助他，并问我那天我是否感到难过。这个问题让我很惊讶，要是让我来问这个问题，我会非常难堪。然而，我还是回答说，很难告诉他这方面的情况，因为我已经有点丧失思考的习惯了。当然，我很爱母亲，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健康的人多多少少都希望自己喜欢的人去世。说到这里，律师打断我的话，显得焦虑不安，要我答应不要在法庭和预审法官面前说这样的话。不过，我告诉他，这是我的天性，正如生理需要常常会扰乱我的感情一样。我给母亲送葬那天，非常累，很想睡，以至于我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我并不希望母亲死去。但律师看起来好像并不满意，他对我说：“这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