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漩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的苦斗，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的罪恶与谎言对抗着。
在他周围，托尔斯泰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好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的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为她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产生兴趣。”
